国之《刑法》，其三有言，曰罪刑法定。余观之，思之，再虑之，乃有所感。然余拙钝，领悟甚差，仅微乎其得。本不该班门弄斧，然师命既出，吾不敢不从。仅以献丑，请勿笑之。

国之七九，《刑法》有“有罪类推”之制。本不明矣，无论“罪刑法定”。情随事迁，法随时变。直至九七，乃有此则——“罪刑法定”。此后至今，仍援用之。虽稍有增减，其质不变。

罪刑法定，此乃“依法治国”理念之鲜活体现，顺时代而生，随潮流而存。论及意义，实则重大，据余所思，或有其下：

其一，依法治国，以法定罪，可使法治循循得其序也；

其二，罪由法定，而非人论，可使主观渐让于客观也；

其三，刑有法依，完善刑典，可使泱泱中华之法制传其源而创其新也;

其四，法定之罪，以供谋参，可使欲违者权衡思量，择其行也，亦使受害者详思甚虑，保其权也。

立法周全，司法乃善。

罪与非罪，皆能明断。

定性准确，量刑合理。

此罪彼罪，亦有界限。

事实为据，法律为绳。

罪刑法定，不枉不纵。

然一物既生，皆有正反。益处多多，不言自明。罪刑法定，亦有缺陷。或曰：法之不详，不能一一述其行也，而致运转不周全；或曰：罪之多也，竟一一道其名，反致提醒于奸佞造乱者；或曰：罪刑法定，终究乃人主观之体现，不枉不纵，实则空谈......  

上述观点，余亦认之。然人生于世间，自懂取舍趋避之道，明好坏是非之理。纵观古今，横越中外，罪刑法定，广为传用。可谓集众人之才思于此，择其善端多于弊处而行之矣！

呜呼！罪刑法定，顺乎民心而当采纳，岂不妥也？

学生言微，才疏学浅。文笔颇陋，辞藻倦然。望恩师深深体谅并予以多多指点。教诲之情，永记心间。